普洱茶原產地六大茶山的命運起伏，同車里宣慰司的主權歸屬與行政劃分緊緊纏繞在一起，各色人等粉墨登場，演繹出跌宕起伏的歷史話劇。
明代隆慶六年(1572)，宣慰使刀應猛征集貢品方物時，明文記載了十二版納的劃分：景龍、猛罕等宣慰使直轄地一版納(其時呈送的禮品中有茶四筒，每筒四團);猛遮、景魯、猛翁一版納;猛籠一版納;猛混、猛板一版納;景真、猛海、猛阿一版納;景洛、猛滿、猛昂、那嫩、猛康一版納;猛臘、猛伴一版納;猛嶺(普藤)、猛旺一版納;猛拉(思茅及六順)、猛往一版納;猛捧、猛潤、猛漭一版納;猛烏、烏德一版納;整董、播剌(倚邦)、易武一版納。李拂一編譯的《泐史》中的這段記載被后世沿用。
車里歸順清廷之后，順治十八年(1661)十月，主政云南的吳三桂“以普洱地方半歸車里半屬元江，并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yǎng)、猛煖、猛捧、猛臈、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等十三處隸元江府?！笨滴酢对颇贤ㄖ尽返倪@段記載，明確傳遞出吳三桂將車里宣慰司主導權牢牢把握在手中的意圖。這只是他宏大政治圖謀中的一部分。為了拉攏達賴喇嘛勢力，吳三桂奏請在云南北勝開茶馬互市，“或令商人于云南驛鹽道領票，往普洱及川湖產茶地方采買，赴北勝互市?！鼻宄鮿⒔≈锻ヂ勪洝返挠浭鲇∽C了這一點。康熙三十年(1691)《云南通志》載曰：“普耳茶出普耳山，性溫味香，異于他產?！薄懊е?、茶山，二山在城西北普洱界，俱產普茶。”這些都出自元江府條目下，也可作為側面的印證。
康熙五十三年(1714)《元江府志》載曰：“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溫味香，異于他產?！薄懊е健⒏竦巧?、悠樂山、迤邦山、蠻磚山、駕部山，六山在城西南九百里普洱界，俱產普茶?！绷蟛枭绞家娪诠傩奘芳涊d。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世宗即位，云貴總督高其倬《籌酌魯魁善后疏》陳述治邊十條，奏稱：‘普洱茶山等處為流寇盤踞，井鹽挨日收課，商茶按馱抽銀。令守備帶兵駐扎茶山，內制野賊，外控土司。并設汛盤查茶山客商人等，以嚴出境之弊?！婕安枭娇蜕痰牧攘葦嫡Z，勾勒出盛行叢林法則的茶山社會生活風貌。
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至雍正六年(1728)六月之間，云貴總督鄂爾泰與雍正皇帝之間的五份奏折及批復，為我們復盤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提供了極其珍貴的一手材料。
鄂爾泰的奏折中，莽芝麻布朋、克者老二被稱為窩泥渠魁，安上了首犯的罪名。平叛的軍事行動主要在車里宣慰司轄區(qū)內展開，重心則是在茶山，繼后茶山、六茶山與六大茶山混用。起先是用茶山代指，伴隨了解加深，逐步傾向于使用六茶山與六大茶山。并提出在江內各版納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的一攬子解決方案。需要注意的是鄂爾泰奏折中提到的明朝孟養(yǎng)土司事件為前車之鑒，以及舊屬孟養(yǎng)的茶山土司，文獻中分列永昌府，與車里宣慰司下轄的孟養(yǎng)與茶山不可混為一談。
雍正七年(1729)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后，鄂爾泰即受命編纂《云南通志》，書中載曰：“普洱府，茶，產攸樂、革登、倚邦、蠻耑、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蠻耑者味較勝。”這與鄂爾泰奏折中所提六大茶山前后呼應，完全體現(xiàn)了鄂爾泰的政治意圖。此即后世公認的六大茶山。
雍正《云南通志》
雍正十一年(1733)，尹繼善繼任云貴總督，其《籌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條陳治邊十六條。隨之委任倚邦土弁曹當齋、易武土弁伍乍虎以及攸樂土目叭竜撫、喇鲊匾分管六大茶山事務。嗣后倚邦曹氏土司與易武伍氏土司成為六大茶山兩大顯赫家族，外來客商更是在倚邦土司地與易武土司地開啟了普洱茶商貿興旺的時代。
乾隆二年(1737)，朝廷敕封曹當齋夫婦昭信校尉安人碑中稱“普洱府屬茶山倚邦”，也就是倚邦屬于茶山。乾隆六年(1741)，修建蠻磚會館所立功德碑文中稱：“六大茶山，蠻磚一”，捐資人中有“管理茶山軍功土部千總曹當齋奉銀四兩”。乾隆十二年(1747)，云貴總督張允隨所下有關茶政的行政命令，次年被刻在石碑上，落款為“管理茶山土千總曹當齋統(tǒng)四山頭目敬立曉諭”?？梢姴墚旪S對于自身地位與所轄地域為有著清晰的認知。
乾隆《敕封曹當齋夫婦昭信校尉安人碑》
(倚邦)
乾隆五十四年(1789)，漫撒新建石屏會館所立功德碑，碑文中稱：“茶山又其超鄙也，漫撒又茶山之小者也”。捐資人中就有“世襲管理茶山一帶地方部廳曹捐銀伍拾兩”，“世襲管理易武一帶地方部廳伍捐銀陸拾兩”。漫撒作為茶山之一，為世人稔知。時任倚邦土司對于自己所轄地域的認知得以延續(xù)。
乾隆《漫撒新建石屏會館功德碑》
(易武茶文化博物館)
一方修建茶馬古道曼拱段失年功德碑上，捐資人有“管理茶山軍功部廳曹捐銀拾兩”，無法確知是哪位倚邦土司所為，但對茶山的確認一如既往。
目前所見，直到道光年間，倚邦土司的身份認同有了變化。約在道光六年(1826)年之后，重修牛滾塘五省大廟功德碑上，捐資人中有“倚邦司廳曹奉銀伍兩”，應該指的是時任倚邦土司曹銘所為。凸顯倚邦的作法，嗣后成為一種定例延續(xù)下來。
茶山的地名觀念影響深入民間，一本民國年間《楊姓家譜》記載有“楊氏歷代遷移表”，有清一代，其中十二世楊振溪、十四世楊干基與楊能才皆是從石屏移居茶山，十五世楊文弼、十六世楊龍賓、楊龍澤皆是從元江縣移居茶山(世系表中注明移居茶山漫撒)。
乾隆五十年(1785)，車里宣慰司刀士宛允準十二版納另行劃分：猛臘、猛伴為大版納，思茅、六順為大版納，猛嶺(普藤)為大版納，猛烏、烏德為大版納;猛罕(橄欖壩)為大版納，猛混為大版納，猛籠為大版納;以上九版納為大版納。猛捧、勐潤為小版納，猛海、猛阿、賽寬、岡景為小版納，景真、猛遠、猛醒、小猛養(yǎng)為小版納，以上三版納為小版納。
實際上，無論是明代隆慶年間十二版納的劃分，抑或是清代乾隆年間十二版納的劃分，每次背后都有境外緬甸勢力對我國土的覬覦，不可不察也。
道光《普洱府志》“土司卷”載曰：“本朝順治十八年，刀穆禱投誠，仍授宣慰世職，管理十三版納。雍正七年，以普洱思茅等處六大茶山及橄欖壩江內六版納地改設流官，其余六版納地仍歸宣慰。分置十三土司為十三猛地方，疆域四周及幾萬里，今仍稱十三版納。隸寧洱縣屬者五猛：一普藤土千總，一猛旺土把總，一整董土把總，一猛烏土把總，一烏德土把總;隸思茅九龍江內者五猛：一六順土把總，一倚邦土把總，一易武土把總，一猛臘土把總，一橄欖壩土把總;在九龍江外西南境者三猛：一猛遮土千總，一猛阿土把總，一猛籠土把總;兼轄十二土便委：江內土便委四名：一猛捧土便委，一猛侖土便委，一猛伴土便委，一竜得土便委;江外土便委八名：一打樂土便委(又作打洛)，一猛混土便委，一猛海土便委，一頂針土便委，一猛康土便委，一猛滿土便委，一猛往土便委，一補角土便委;實為土職之領袖。”這段文字流露出清廷真實的意圖，借改土歸流之際，將十三版納與十三猛的概念打通，并將大小土司的任命權牢牢掌控在手中，從而到對車里宣慰使及下屬有效管控。自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后，除卻偶有的變動之外，清廷一直延續(xù)對車里宣慰司統(tǒng)治的理念與策略。
而在車里宣慰司的內部，為了鞏固自身的權益，其對十二版納的劃分，同樣經歷了動態(tài)調整。究其不同信息來源來看，也并非完全一致。
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廷將猛烏、烏德割讓給法屬老撾。次年，勘界委員黎肇元，思茅廳同知許臺身等人至易武白云洞，留有題壁詩，詩文中盡顯屈辱憤懣之情。猛烏、烏德割讓事件成為西雙版納歷史上揮之不去的傷痛。
由于多重復雜的原因交織纏繞，對于明清時期十二版納的劃分，存在不同的看法。使得從外人看來，猶如霧里看花，很難洞悉背后的是非曲直。
我們的著眼點在于普洱茶及其產地六大茶山，通過梳理歷史脈絡，可以看到明代車里已經有茶，但卻出自于宣慰直轄版納。當時整董、播剌(倚邦)、易武劃分為一個版納。
入清以后，作為主政云南的平西王吳三桂，先是盡力掌控車里宣慰司，在其劃分的十三版納中，出現(xiàn)了茶山版納。他的政治意圖中就包含了以茶籠絡達賴喇嘛勢力，并奏請清廷后得以部分實現(xiàn)。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亂后，云南融入清廷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體系。野心幻滅后兵敗身死的吳三桂留下了部分政治遺產，這在康熙《云南通志》康熙《元江府志》中得以體現(xiàn)，普洱茶及其產地六大茶山進入了清廷的視野。
鄂爾泰為后世留下了豐厚的政治遺產，改土歸流設立普洱府以后，經由善后政策調整，車里宣慰司被納入流官政權的管控之下，分設倚邦土司、易武土司及攸樂土目強化六大茶山的統(tǒng)治。就是在此期間，茶山的概念明確為六大茶山。并以雍正《云南通志》所記六大茶山為后世所公認。茶山與六大茶山成為朝野稔知的詞匯，在倚邦、易武土司地遺存的文物碑刻中一再顯現(xiàn)。茶山的概念深入民心，在外來客商“走夷方，上茶山”的歷史潮流中經久不衰。
溯源普洱茶史，從茶山到六大茶山，猶如一副徐徐展開的歷史畫卷。將普洱茶原產地六大茶山及其演變歷程置于歷史大背景下俯瞰，伴隨家國命運起伏律動，一方土地上人們的身如浮萍般飄零，普洱茶背后的故事，說不完的喜怒哀怨，數不盡的世事滄桑。
作者簡介：
馬哲峰，著名茶文化學者，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西雙版納普洱茶歷史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勐臘縣首屆普洱茶文化傳播大使，“行知茶文化叢書”編委會主任。所著《普洱尋茶記》《讀?中國茶》《普洱六山記》《尋味普洱茶》《讀懂普洱茶》《大倚邦傳奇》等，連年榮登茶媒體推薦閱讀十大茶書榜單。曾榮膺《普洱》雜志優(yōu)秀撰稿人，榮獲河南茶葉流通領域發(fā)展二十周年杰出貢獻獎，榮獲創(chuàng)新中國茶百佳創(chuàng)新人才獎等?！度嗣裾f(xié)報》等多家媒體予以專題報道。
來源：行知茶文化講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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